大学体系里博物馆常被忽视，都柏林古典博物馆却独树一帜

于今日大学体系里, 博物馆多被视作某种附属空间, 其归属于教学与研究的延伸范畴, 然而却极少被当作知识生产自身的一部分予以理解。这般情形与当下公众对于博物馆展览的热忱以及相关文创周边的畅销火爆态势, 貌似形成了某种对照。在身为爱尔兰的都柏林大学, 也就是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那里, 古典博物馆, 即UCD Classical Museum, 担当着一种更为繁多复杂的角色, 它是收拢并展览古希腊罗马文物的地方, 它还是课堂的一部分, 且更是大学朝着公众敞开古典学的一扇窗户。跟好多藏品充裕、以宏大叙述以及视觉冲击当作特征的国家级博物馆不一样, 都柏林大学古典博物馆的规模并非很大, 然而它的独特之处巧就巧在它镶嵌进了大学平常的教学以及研究里头。教师于展柜跟前开展讲授, 学生能够直接触碰文物用以学习, 中小学生跟公众借助参观以及讲解, 得以跟古典世界构建联系。于此, 博物馆不单单是展示知识的空间, 还是知识生成进程自身, 更是人之与人、人与物、人与历史相互作用的场域。在这样的一种情形背景之下, 进行受访的是博物馆的长期从事管理工作者, 同时也是持有古典系考古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乔·戴（Jo Day）老师, 笔者期望借助于她来认识一所大学博物馆是以怎样的方式在当代时期对自身所具备的功能给予重新的界定, 可以在面对藏品出自哪里、学术的研究工作以及面向公众进行传播等方面存在紧张关系的时候, 它是通过何种方式构成自身的叙事内容, 并且当古希腊罗马的相关文物被引入到当下所具的爱尔兰社会环境当中的时候, 它们又被赋予了什么样全新的意义。

要说博物馆会使人瞧见已然被整理妥当的古代世界, 那其自身有的古物收藏跟展览功能天生就和考古学有联系。考古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 能为众人提供另外一条迈入古代世界的途径。考古学者时常所要面对的, 并非完整的文物和既定的叙事, 而是数目众多的碎片、痕迹, 还有尚未被阐释的材料。在都柏林大学, 那些从事地中海考古研究的学者们, 恰恰是在这些好像毫不起眼的遗存当中, 重新构建古代社会的经验。一粒种子, 它有可能成为理解古代生态环境的重要线索, 一些植物残留, 也可能成为理解食物结构的重要线索, 一件陶器表面的痕迹, 同样可能成为理解社会组织的重要线索, 而感官考古与科学分析方法的引入, 改变了我们理解古代世界的方式, 重建了触觉、味觉等身体感官经验带来的复杂感知。所以, 在后半部分的采访中, 笔者与乔·戴博士讨论了微观材料怎样改变我们对古代世界的理解, 新技术怎样进入考古研究, 以及爱尔兰为何持续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

开头, 万分感激您接纳这一回采访。能不能请您简略讲述一下UCD古典博物馆 的过往经历, 以及它藏品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 要是限定只能挑选一件藏品面向中国读者或者普通大众去介绍这座博物馆的话, 您会作出怎样一种选取?

乔·戴指出, UCD古典博物馆是亨利·布朗于20世纪初所建, 那时他在UCD当古希腊语教授, 极为注重教学, 觉得亲眼去观察、亲手去触摸实物, 能使学生更优地理解古代世界, 因而产生了建造一座教学型博物馆的念头。大约在1911年时, 他开启了写信给大英博物馆以及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行动, 询问它们有没有藏品能够拨给都柏林。当时众多大型考古发掘都由这些机构予以资助, 出土文物也会被收藏进相应机构。比如说, 阿什莫林博物馆存有诸多由亚瑟·埃文斯在克里特挖掘出土的物件, 别的英国博物馆也在对希腊、塞浦路斯、埃及等地的挖掘予以支持, 而后获取了大量文物。在那个阶段, 的确存在一些项目将物品寄至UCD, 用来丰富馆藏，而布朗会拿爱尔兰古物去进行交换。

当下, 我们不会再借助交换的行径来获取藏品了。然而, 我依旧热衷于去想象那会儿的情景, 一个陶器被寄到了都柏林, 布朗打开包裹, 将其归入博物馆的馆藏之中。尽管这些早期的藏品欠缺完备的出处记录, 不过留存至今的信件表明, 他跟阿什莫林博物馆的学者以及考古学家维持着长久的往来。其中有一位名为霍加斯的考古学家, 布朗会在信件里与他探讨彼此手上有着什么样的器物, 又愿意交换些什么。这颇像一个学术的收藏网络。另外, 布朗乃是经由当时的合法拍卖途径去购置古物的, 在我们所留存的钱币目录之上, 有着他亲自写下的标记。

进入20世纪 30 年代以后, 博物馆收藏迎来了一波扩充, 主要为铭文, 馆里约八十件拉丁语跟希腊语铭文源自都柏林南郡的尚甘城堡, 该城堡往昔是科伯恩家族的宅邸, 家族成员在步入19 世纪的时候常在欧洲进行“壮游”, 并把古物收集回家中, 20世纪30年代这份宅邸被售卖, UCD以及爱尔兰国家博物馆竞相分别购置了一部分器物, 这批铭文材料从而进入了我们的馆藏。从那以后的好些年, 我们陆陆续续地接受了一些私人给予的捐赠, 这些捐赠大多是钱币, 然而整体的规模并没有再次出现大幅度的增长。

博物馆之中, 存在着被收藏的一部分铭文材料, 当下, 这一部分材料 , 正处于被进行数据化的状态, 而采访者摄取了这一情况。

另外, 我们从爱尔兰国家博物馆进行了长期借展, 借展的是29件大型希腊陶瓶。国家博物馆由于空间存在限制 ，没办法对这些器物进行长期展示 , 并且它更加关注爱尔兰本土历史 , 古典文物原本就不是它的收藏重点。相比较而言 , UCD古典博物馆是爱尔兰唯一的专门用于收藏以及展览古典文物的博物馆。

万不得已要挑一件藏品, 我会挑一件出自克里特克诺索斯（Knossos）的陶器, 毕竟我曾于克里特开展考古发掘。这件陶器后边贴着一个小标签, 注明它自亚瑟·埃文斯爵士在米诺斯宫的发掘而来。但更为关键的是, 它是馆里极为古老的器物之一, 大概能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或者前3000年。它看起来蛮有光泽, 摸起来特别光滑。这种触感上的关联, 使人仿若真的跟六千年前打造它的匠人构建起了某种联系。从事学术研究的我, 其研究范畴涵盖陶器。虽陶器体积不大, 甚至存在些许破损瑕疵, 然而它在博物馆历史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同时也是辅助理解人类往昔历程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存在呀！

我对这件器物所呈现出的意义同样怀有极为浓厚的喜好之情。在众多人流向外界解说介绍博物馆馆藏时, 往往容易倾向于去挑选那些体积更为庞大的藏品, 然而我却持有与之不同的别样看法。存在一件模样很小的陶器, 它同样能够象征代表整个馆藏, 并且也能够象征整个代表人类历史中的一部分。在教学实践这个过程当中, 当学生们拥有可供亲身触摸它, 也就是这件陶器的机会之时，我会向他们这般告知说道: 你们手里面所握持着的是这座拥有诸多展品的博物馆里最为古老久远的物品。从某种特定的意义层面来讲, 这其实也就回归到了亨利·布朗当初建立这座具备教学功能专门博物馆原本的初始意图, 也就是要让学生们借助实实在在可以触摸到的物品去近距离接触历史遗留下来分散的碎片。

Day博士所提到的克诺索斯陶片, 是源于亚瑟·埃文斯的发掘工作, 由采访者拍摄记录而成。

说到让学生直接去上手接触实物这事儿, 我想要追问一番, UCD古典博物馆是怎样直接参与到教学当中的? 在课堂之外它又起到了什么样的额外作用?

乔·戴表示, 博物馆起初是一座教学博物馆, 直至如今, 教学依旧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当然我们也对公众开放。于古典学系的内部, 从本科直至硕士阶段的课程会通过不同方式运用馆藏。高年级的学生大概会去设计展览、挑选文物、参与策展, 低年级的学生一般会接触一组相对固定的器物, 来用于课堂讨论或者专题辅导。有的课程借助钱币教学, 有的借助陶器, 就像我常常带领学生去接触陶片以及陶器材料, 语言学的课程有时候也会运用铭文。学习考古学方向的学生, 在第一年的时候，会有一项作业, 这项作业和馆藏是有关系的, 通常情况下, 是要为某一件器物撰写一篇“传记”, 或者是创作一篇艺术史分析文章。我们还会跟创意写作专业开展合作, 目的是让学生把博物馆当作写作灵感的源头。社会学专业的学生, 还有其他大学的学生社团, 都会前来进行参观。

同时, 我们跟中学之上存在诸多合作, 倘若这些学校本来就设有古典文明关联的课程, 此地便可变成他们课堂教学的扩展, 若是没有, 博物馆起码能够为他们开启另外一種思索古代世界的途径。

换个角度去想, 就您的立场而言, 这种借助实物来开展的学习, 跟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较之下, 最大的那种不同究竟是啥? 我之所以会这么去问, 原因在于中国的那些大学在一般情状下并没有类似的馆藏, 进而导致教师特别难以让学生切实地接触到古代的实物, 是这样的。

乔·戴表示, 不存在什么能够切实取代将实际物品拿在手上的那种体验。他每年夏天都会参加考古发掘工作, 早就已然习惯和古时器物打交道了, 然而要是有个学生从来都不曾拥有这种机会, 那么当这个学生头一回迈入博物馆, 亲自目睹那些唯有在电子屏幕或者别的媒介之上看见过的器物之时, 便会萌生出全然不一样的理解。在屏幕上面, 器物仅仅是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可是当它以三维物体的形态出现在眼前之际, 你就会开始察觉到它的体积、材质、重量, 还有它曾经是被怎样使用的。对它的认知并非只停留在“这是一件古代物品”, 而是会转向其功能, 转向它在人们生活里曾经占据的那个位置, 如果还能够进一步触摸, 那么那种体验将会越发强烈, 人们会因为自己切实碰到古老器物而感到兴奋, 许多博物馆不允许观众接触藏品, 我们很幸运能够提供这种机会, 这种身体性的经验会让记忆更加牢固, 比单纯听讲或者看图片更加深刻, 并使学习具备了情感以及人性化的色彩。

然而, 要是不存在真品的话, 3D打印制成的复制品同样不错。我们自身也会借助复制品展开教学, 这些复制品依旧能够促使学生领会器物怎样被握在手中, 怎样被加以使用。即便并非真品, 只要能让学生凭借身体去体悟物质性, 便依旧具备颇高价值。仅仅观看图片与切实动手去感受, 是全然不一样的。

位于都柏林大学的古典博物馆门口所张贴出的各式导览项目, 公众同样能够去进行预约。此乃采访者所拍摄。

有一个名为UCD的古典博物馆会接待数目不少的中学生以及普通公众。身为博物馆管理者, 您内心最期望观众在参观完毕之后能够带走什么样的东西? 是知识、好奇心, 还是一种用于理解古代世界的方式?

乔·戴称, 先说涉及事实性的知识, 这归属于博物馆应尽职责的一部分, 期望观众能够学到有关古代世界的特定知识, 就像陶器所属的年代、其具有的风格等诸如此类。而从另一方面而言, 好奇心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当有人步入展厅, 瞅见以前从未见过的器物, 就此开始思索“原来对于古代世界还能够以这般方式去理解”, 这般刹那间闪现的火花能够激发出人的好奇心以及想象力。举例来说, 倘若有人看到一个绘制有怪物的陶罐, 或许会联想起小时候读过的故事, 紧接着便会追根究底地询问: 为何这个怪物长着三个头? 为何它会被画在这件器物上面? 这就是博物馆能做到的事：激发联想，让人持续追问。

我们还和当代艺术家展开合作, 把他们邀请过来, 依据馆藏开展创作, 举办一场展览。我极为欣悦情有独钟于如此这般的形式, 它显示出人们依旧会将古代世界当作全新的起始点, 去思索人与物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这些物品缘何得以存在, 为何会被留存下来, 以及现今我们是以怎样的视角去看待它们。归根结底, 往昔的那些人跟我们并无二致, 同样会在意钱财事项, 关注饮食方面, 重视交友情形, 思索如何妥善照料死者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方面。经由这些文物, 观众会察觉到, 古代世界并非全然陌生无比难以理解, 它跟今日的现实生活有着诸多能够切实感知得到的关联。

在博物馆相关讨论范围更为宽泛的情形下, 我们时常会碰到藏品来源方面的问题, 还有帝国遗产相关问题, 以及文物归还相关问题。诸如UCD这般的大学博物馆，它究竟是怎样给自己进行定位的? 其馆内是不是存在一些于学术层面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在公共展示层面又或者解释层面相对较为敏感的藏品?

乔·戴称, 这是极为关键重要的问题, 和诸多陈旧老博物馆相同, 我们众多藏品于20世纪初期入藏, 来源信息并不完备完整, 有些我们晓得从何处发掘出土, 然而通过拍卖获取的物品常常没有详尽详细的来源记录, 直至20世纪后半叶, 人们才开始切实真正重视这些问题, 对于这批早期入藏的器物, 我们已然无法改变它们进入馆藏的方式, 不过从当下开始, 必须郑重严肃予以对待其中的伦理问题, 如今, 我们不会再以当年的那种方式获取文物。

在当下进行的馆藏翻新规划里, 我们期望增添更多有关“藏品历史”的内容, 并非仅仅展现物件自身, 更要阐释清楚它们是以何种方式抵达此处的, 以及在进入博物馆之前历经了怎样的状况。举例来讲, 我刚才所点明的一批陶器源自意大利南部墓葬, 其曾由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获得。他身为英国驻那不勒斯王国的使节, 同时还是火山爱好者, 然而他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情便是从意大利墓葬中取得众多希腊陶器, 进而转售给收藏家。现今, 我们已然难以精准还原这些器物起初的出土背景了。鉴于它们于不同馆藏内已然存续了几个世纪, 因而我们更具必要将这些故事予以讲述。毕竟在当下, 艺术品市场以及古董交易依旧在持续助推掠夺、非法发掘以及文物倒卖等行为的泛滥。一旦一件文物脱离了原本的遗址以及考古背景, 那么它所内在承载的历史信息就会被极大程度地削弱, 进而考古遗址也会因此遭受破坏。我们从而失去的不只是具体的器物, 还包括有关过去人群生活的大量潜在信息。所以, 我们期望借由说明牌以及展板向观众阐释这所有的一切, 以使他们领会这些物品并非仅仅是被收藏起来的古董, 它们蕴含着当代的政治以及伦理方面的意义。它们会致使人们去追问, 这些东西为何处于此地? 谁拥有这些遗址? 谁具备解释这些过往的权力? 这属于博物馆的关键责任, 它使公众察觉到, 器物背后存在着它们自身的旅行历程。所有物品都历经了时间的流转、所有权的变更、意义的转变。领悟这一点, 亦为理解博物馆其中的一部分。

博物馆钱币收藏箱、目录与收藏卡片，采访者摄

接下来, 我打算转向有关您自身的研究内容,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自己的主要研究有着怎样的兴趣与属于哪样的领域, 麻烦您了?

乔·戴称自己是名考古学家, 其主要研究青铜时代 , 他的博士研究实则和植物相关 , 关注植物于社会里的角色 , 探讨植物怎样与实践 、信仰 、神话等相互交织在一起。他还研究陶器 , 特别是希腊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陶器。他的兴趣点为制作工艺 , 像陶器怎样烧制。装饰如何完成以及早期窑炉技术怎样发展等。除此之外 , 他对感官考古学颇为着迷。当我们去领会往昔人类所经历之事时, 不能单单倚靠视觉，还得思索下声音于建筑空间里边怎样施展其作用, 器物在手里的那种触感如何, 甚至嗅觉于某一种文化当中的社会角色是怎样的。我期望将所有的感官都带回到考古研究里, 而并非仅仅让视觉处于主导地位。

就您所进行的研究而言, 其涵盖了植物考古以及感官考古两个方面, 对于并非专业读者的人群来讲, 一粒种子, 还有一些植物残留, 它们究竟能够向我们揭示关于古代社会哪一些的信息? 并且, 它们又是凭借怎样的方式来助力我们去理解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生态状况, 以及饮食情形和社会组织架构的?

乔·戴称, 近些年来, 于考古学而言, 在针对微观材料开展处理工作时已有颇为显著的进展, 就比如说种子这种东西, 于显微镜之下, 我们能够分辨出它究竟源自哪一种类别的植物, 而这所代表的便是能够依据这一点去探讨古代之人的饮食情况，要是某一种植物是于炉灶、储藏罐里面被寻觅到的话, 那么便能够去推测它是不是已然遭受消费、有所储存或者得以加工, 要是它并非是当地原本就有的植物的话, 那么还能够进一步去思索不同区域彼此间的贸易以及交换状况, 则由此可知, 单单是一粒种子, 它不但能够告知我们人们所食用的东西是什么, 还极有可能将某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彼此间的接触方式给揭示出来。更进一步, 我们能够去讨论一种文化的“风味档案”, 比如罗马食物常常会用到胡椒, 其调味方式相较于我们如今所熟悉的饮食而言, 更为浓烈, 更为辛辣, 并且还会使用蜂蜜等配料, , 这表明味觉亦是一种社会经验, 它反映出人们对于食物、关于身体、对于享乐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植物遗存富含碳, 也能够进行碳十四测年, 借此帮我们构建更为精确的时间序列, 此外, 器物上留存下来的残留物同样是重要的。经实验室分析, 渗入陶器表面的痕迹, 能够识别出脂肪、油类等成分, 从而帮助我们判断容器是否装过乳制品、肉类、橄榄油, 此情况将我们重新带回到饮食、生产与日常生活的问题上。这些看似微小的材料, 所打开的是非常大的问题, 这里涵盖从饮食和贸易, 到生态环境, 再度到社会组织和文化经验诸多方面。

近一些年来, 人工智能、数据建模、3D打印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得十分迅速。您是怎样在研究过程当中去运用这些技术的? 这些技术给考古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可能性, 同时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乔·戴表示, 就人工智能这一方面来讲, 当下在教学过程当中探讨的程度相较于研究而言是更多一点的。依其看法, 人工智能率先给教学带来了颇为巨大的挑战, 最为基础的问题是怎样去教导学生开展独立思考, 并非是将思考交付于机器来完成。举例来说, 我们应当设置何种评估手段才能够防止学生全然依赖人工智能呢? 任何书面作业都存在遭人工智能代劳的可能性, 并且传统考试也不见得就是最为理想的, 让每一位学生都进行口头展示又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其关键之处在于让学生明白, 要是他们对待同这些工具互动的方式不够认真, 那么就极难生成真正的、全新的想法。

在更为广义范畴所属之技术领域当中, 我主要运用的是和陶器分析存在关联之方法。这般方法, 我们于最近获取到了一台便携式XRF仪器, 此仪器借助材料所发射出的微弱X射线, 以此来识别元素构成情况, 经由如此方式便能够对陶器成分予以分析, 依据分析结果进而对产地加以推测, 随后再针对贸易模式展开讨论。举例来讲, 要是某一种类的陶器采用特定地区的黏土来制作, 那么究竟是由于该地方恰好存有方便获取材料的黏土, 还是这些黏土源自其他地区, 借助更为广泛的贸易网络方才进入到本地的? 又或者, 这种黏土本身具备特殊的社会意义, 所以人们觉得运用它来制作陶器更具备价值?

最近, 我们跟医学影像领域展开合作, 借助X射线对一件迈锡尼时期的马镫形容器予以扫描。该器物是完全封闭的, 没办法直接看到其内部结构。不过, 经由扫描, 我们察觉到内部存在凸起以及加工痕迹。这有助于我们对它的制作技术进行重新思考 , 思考它是怎样被塑形的 , 思考哪些部分是被压制或者挤出的。就理解工艺过程而言 , 这具备相当大的价值。新技术着实带来了全新的观察方式 , 不但如此 , 还提升了我们提出问题的能力。

我存在一个和田野工作相关联的问题。对于门外汉来讲, 考古发掘好像一直都饱含着魅力。然而在实际开展工作期间, 重要的发现究竟是源于缜密的计划, 还是源自意想不到的那一刻?

乔·戴表示两者都存在, 首先, 你绝不可能在全然不知晓、毫无准备的情形下进行开挖操作, 因为那样所蕴含的风险是极高的。考古发掘这项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 需要配备诸多设备, 还需要众多人力投入其间, 而后续步骤关联到整理以及保存等方面, 所以必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才行。在进行正式的发掘工作以前, 我们一般会先开展地表调查工作, 会运用地球物理探测手段, 还会使用地面穿透雷达, 以此来观察地形状况, 同时也会参考当地居民对于遗址所处位置的经验性判断。随着发掘工作不断深入推进, 你就会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地下的实际情况, 进而能够据此对策略进行调整。然而, 就算准备好了再多的条件, 你也终究永远没办法预先知晓下一刻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我有过参与克里特Prinias地区发掘的经历，那时地里突然冒出一个带有金属光泽的环形物体, 众人皆紧张起来, 不知其为何物, 还得把希腊文化部派驻到现场的代表叫来, 毕竟所有发掘都处于他们的监督之下, 我们曾一度担忧那是否会是现代遗留之物, 像是二战时期的手榴弹拉环, 克里特岛于二战期间颇为重要, 这种可能性需严肃对待, 现场所有人都极为小心, 最终证实, 那实际上是罗马时期的遗物, 因而, 田野工作一直是计划与意外的融合。你得先充分做好功课, 清楚为何在此处挖掘, 明白想要回答哪些问题, 在发掘已然展开后, 就得持续依据新状况更改判断, 总有些人与事是预料之外出现的, 这也是考古学极具吸引力的地方之一。

詹姆斯·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

究竟是何种缘由致使爱尔兰长时间全身心地投身于希腊以及整个地中海区域的考古探究之中? 这般情况是不是同爱尔兰自身那些过往经受过的历史经历存在着某种关联?

乔·戴称, 这背后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缘由, 爱尔兰跟古典世界之间, 实际上始终有着某种关联, 回溯至中世纪, 爱尔兰修士于保存拉丁语传统一事上, 曾经发挥过关键作用, 人们常常讲“爱尔兰拯救了基督教”, 尽管这是一种带有“神话”特性的表述, 然而它的确映照出爱尔兰和古典语言传统之间的深厚联系。

处在英国统治的状况之下时, 爱尔兰天主教徒没有办法步入那时“主流”的（新教）教育体系, 好多修道院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之中承担起教育的作用。在当时的那种环境里面, 古典语言特别是希腊语变得极其重要。从某种意义来讲, 拉丁语更容易被看成是帝国的语言, 然而希腊语反倒成了另外一种具有区别性的文化资源。所以, 到了19世纪的时候, 爱尔兰出现了众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古典学者, 特别是钻研古希腊的学者。与此同时, 处于爱尔兰上层的阶层成员也会参与其中展开“壮游”行动, 继而步入古典教育以及收藏所构成的那个网络, 恰似前面所提及到的那个尚甘城堡家族一般, 将古典文物、相关趣味以及教育一并带回爱尔兰。

于文学以及艺术范畴之中, 詹姆斯·乔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 除他之外, 众多属于爱尔兰的作家、艺术家纷纷都曾从古典文学还有神话里获取灵感, 古典传统于爱尔兰文化里并非是短暂的现象, 而是存有长久的历史。

在更晚近时段, 我觉得爱尔兰希腊研究所即在雅典的该机构创立属重要推动力量, 它助力学者取得于希腊开展田野工作的许可, 组织学生前往希腊进行学习旅行, 给予奖学金用以支撑研究与发掘活动, 这般大幅度提高了爱尔兰学界于希腊研究里的能见度, 使得更多学生拥有机会借由不同途径进入希腊，不管是参与发掘行为还是开展学习旅行。因此, 爱尔兰不间断地投入于希腊以及地中海考古工作, 其背后一方面存在着经历漫长岁月的文化与教育传统, 另一方面又拥有近代以来学术制度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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